员工自杀潮：该反思的不只富士康 富士康, 自杀, 员工

心想事成了

富士康近日卷入“六连跳”风波，遭到各路媒体和公众的口诛笔伐。原因无外乎接连发生的员工跳楼很容易让人怀疑这家世界五百强的代工企业对员工的缺乏关怀，甚至可能压榨虐待，致使许多员工承受过大压力，最终只能用结束生命的方式消极应对。
对于这样一个在大陆拥有七十多万职工、从事密集型劳动的企业来说，同一个园区半年时间六个员工轻生，很难让人不对其用人制度和企业环境产生怀疑。而本月中旬，富士康也首度打破沉默，首度向公众检讨企业管理措施，承认在新生代员工管理方面存在缺陷，富士康商务总处媒体办公室主任刘坤称几起事件让其高层“反思良多”。

企业关爱请先问问员工的需求

“血汗工厂”的呼声再一次袭来，更有媒体爆出其员工早餐可能有卫生问题，危机事件接踵而至，是到了富士康该反思的时候了。一向以准军事化管理的富士康，严格的企业规则和高强度的工作，固然使其在竞争中树立了巨大的优势，赢得了诸多全球顶尖IT客户。但是这样的模式下，员工承受巨大的压力无法缓解，加之新生代员工不同于老一辈能忍耐，当没有救援渠道解决问题时，脆弱的个体只能采用自我毁灭的方式来回应无法仍受的压力。
员工接二连三轻生，其中既有通过打工人群招募的普通工人，也有从高校毕业生中聘用的“储备干部”，而几乎清一色都是新近进入公司的员工，年龄集中在23岁以下，这样青春洋溢的年龄，却发生悲剧，实在让人叹息不已。从中我们也有理由怀疑，是否是因为富士康的已经僵化的管理模式，并不适用于逐渐增多的新生代员工？还是这些新生代员工的心灵太过脆弱，笔者认为两者兼而有之。
富士康除了为员工提供食宿，医保社保一应俱全外，还有诸多公共设置比如健身、学习和休闲场所，有专门为员工举行的技能培训和学历教育，工会的“心灵之约”项目为员工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和辅导，这令深圳很多打工者对富士康非常向往。然而，这样从硬件到软件看似完善的保障，却无法防止悲剧的发生。究其原因，我们可以发现，富士康的这些计划虽然人性化，但是远远没有惠及到其在深圳的40多万员工中，而很多员工的诉求似乎也并不在这些，公司的管理和员工的需求，还有很多需要磨合的地方。
据媒体了解，富士康厂区的球场上，一般只有那些引进的大学生会去打球，而大部分普工的娱乐方式，却集中在厂区外街边的黑网吧。一间集体宿舍住8个人，却因为是不同部门的，同时很少沟通。也许这样的隔阂和层级不是公司设想的，但是富士康忽略了这些普通员工最基本的诉求。很多从农村出来打工的员工，刚开始连一些以前未接触过的生活设施都不会使用，大部分人将手机和网吧构成的虚拟世界作为自己与外界沟通的最重要渠道，都弱于和他人沟通。在这种情况下，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处于几乎隔绝的世界中，日渐累计的压力自然无处释放。
而虽然富士康为员工配备球场、游泳池和图书馆这样的设施，为员工提供免费的体检、洗衣和大型娱乐活动，可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措施，执行不到位，效果就大打折扣。也许大部分员工需要的，是更加人性化的管理和沟通，以及多元化的减压方式。从厂区外黑网吧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而“心灵之约”项目从去年开始施行以来，虽然各项计划有条不紊，但是，从反馈来看，效果并不理想。一条心理咨询热线，一个月仅仅接受了30多起咨询，而为员工加压的咨询室和放松室，却只在周二开放，官方网站也尚未开通，针对员工心理健康的培训目前也仅仅有千人次，距离满足需求还很远。富士康有好的模式和计划，但是不断的事件也说明这些措施是不够的，是需要认真反思自身的管理是否需要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员工而有所调整，还有为员工提供的环境是否能符合他们的需求。
浮躁的媒体和盲从的公众
如果说富士康不顾员工的心理健康，这样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可以看到富士康在和员工沟通中尝试的努力，然而悲剧还是不断。我们是否要问一下，这仅仅是富士康出了问题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从4月初一名女性员工跳楼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这位员工声称“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太长，这让她很心烦”，于是就没多想跳了下去，幸运的是，她最后并无大碍。我们不能说所有轻生的员工都是抱着这样的想法，但是，从这位女员工的话中，不难听出，对生命漠视的，不是富士康，恰恰是遇难者本身。
对于自己的轻视，如果归结到企业，那只能说，我们的社会在推卸责任，媒体在不负责的报道，公众在拿着道德大棒伪装正义。
我们喜欢制造一边倒的舆论，谈论80后、90后，就冠以“垮掉的一代”之称，并不去追求背后的原因；谈到富士康跳楼事件，舆论又一边倒，称富士康为“血汗工厂”，这种一元思维模式，固然是因为媒体总会抓住一个话题连番轰炸，但是也拷问我们社会对于某些问题的态度。年轻的一代垮掉，不是自己想的垮掉，家庭、社会、教育都影响了这代人的思维和生存方式。而富士康事件中，如果一味问责企业，对于年轻一代的反思，又烟消云散了？最后带来的可能就是类如山西煤窑般的企业封锁。其实企业在这个过程，也很受伤，员工自杀，自己要担负道义上的谴责，媒体和官方的问责，甚至因为道德危机而失去客户。
富士康员工自杀的集中使得人们认为其制度高压，可是同样也有员工回应：公司挺好，是他们自己想不开。笔者只想问，富士康的自杀率真的很高？这只是事件集中发生造成的假象。前几年有北京高校10天内五人轻生殒命的事件，我们是否也可以说，高校自杀率高得惊人？
而如果将轻生的责任全部推给公司，我们的良知和责任感又在哪里？将教育和社会的失败都揽给一家企业，就能保证以后不出这样的事情了吗？
每年全国高校都有很多人跳楼轻生，这个不争的事实却很少被媒体提及。因为高校和官方都不希望意外事件被报道，而如果像某位高校负责人一样，“大学生自杀正常说”被广为接受，那以后高校学生自杀就可以像农民工讨薪一样成为社会的常态。“的硕士博士跳楼自杀还能称之为新闻外，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学校里的学生自杀，已经不能算新闻。即便是这些名校的学生自杀想成为新闻也不是易事，因为每年对外公布多少，都是有名额限制的。”媒体的这番话，揭去了对富士康穷追猛打的人们伪善或无知的面纱。
反观富士康，对于每次事件都能有所表态，并不遮遮掩掩，也许这才是他招致媒体围观并继而被口诛笔伐的直接原因吧。想想国内有多少企业和机构在突发事件上对媒体公开，采访工厂大火记者被扔出门外，黑煤窑产生无数敲诈勒索之徒。媒体公开才能让事件放到公众眼前，而我们似乎抓住了唯一一个可以挑刺的机会，甚至无限放大。丧失独立判断能力的公众，还有越来越浮躁的媒体，是否该好好反思一番？
最后
最后，我们照例要请出“有关部门”，当然主要是劳动机构，来反思，在深圳和珠三角这样人力资源密集的地区，如何保障打工人群的利益，如何满足这些人群最迫切的需求，不知道你们想过做过没有。做过，没做过，迟早要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