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1956年讲话看征地拆迁补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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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征地拆迁补偿问题再度成为社会热点，其中两个重要的助推力量为成都的“唐福珍事件”和北大五教授上书事件。今晚去听王锡锌教授讲拆迁问题，毛泽东1956年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上的一个讲话，非常切题，体现了毛一贯的人民立场和反官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5页：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
这里短短的一两百字充分体现了毛风趣、深刻、犀利的话语风格。这里可以解读出一系列的政治法律观点，用于对照今日中国之“暴力拆迁”乃至更为宽广的暴力执法问题：

•生存对抗的根本性：征地拆迁对于政府和开发商而言只是一个“统计数字”问题，而对于具体的被拆迁人而言却是生存基础被摧毁——不仅包含经济意义上财产损失，还包括精神意义上的价值损失，“安土重迁”本身既是生存美德，也是政治稳定的社会心理基础，不可不察也；这就要求我们思考征地拆迁问题时，首先需要确立“最小变动”原则，即除非公益特别明显突出，否则不得动用行政征收权动摇公民生活的“地基”，其次才是所谓的公平补偿的问题；现今的征地拆迁法律程序中，公益限制背后的“最小变动”原则或“最小扰民”原则基本没有发挥作用，只关注所谓的拆迁安置补偿问题，从源头上否定了“安土重迁”美德对于政治稳定的根本性意义；政府不察，轻率地摇动作为民之生存根本的“地基”，就是在动摇“国基”；

•制度与工作方法：毛在这里重点谈的实际上是工作方法问题，即如果政府工作人员没有考虑民众疾苦，没有做好安置与说服工作，则老百姓的反抗就天然正当。与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不同的是，这里不是“未经法律正当程序，不得……”的问题，而是“未经合理安置和说服，不得……”，现在中国的征地拆迁问题是，两种意义上的正当程序都缺失了。在政治与法律转型期，我们需要具有面向常态国家建设法治的基本理性，但又不能不注意到转型期政治的力量特点与伦理特性，需要以“法律正当程序”为基本框架，通过传统的“政治正当程序”的有效回溯与调用，实现问题解决的最优化；否则政府将在政治和法律上都不正当，这种对于“统治合法性”的透支将比“碳排放”更加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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